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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拍戏不仅要钱还得要脸。陈道明:你们看我清高,其实我很无奈  

2017-08-10 00:22:50|  分类: 音乐、视频、艺术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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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陈道明:你们都只看到我的清高,却没有看到我的无奈!
(摘选自今日头条:娱乐深扒---娱乐圈正能量)
      前不久,《我的前半生》大热,陈道明在剧中演一位餐馆老板,虽然戏份不多,却赚足了眼球。马伊琍上《圆桌派》时,透露了陈道明拍戏时的一个细节:“当时道明老师只是来客串的,他的戏份、台词都非常少,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戏的,但他也不去休息,就永远站在旁边看,不提意见,就看你们怎么演。”
一次吃饭,马伊琍就说:“陈老师,您是我们前辈,以前都是我们站在旁边看您演,现在您倒常常站在旁边看了。”
     陈道明笑了笑说:“我的表演是带着年代痕迹的,带着那种年代感的痕迹演现在的戏,很可能脱节,所以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,看看你们这些正当年的人怎么演戏。我想融入你们,但不能太扭捏作态了,我得首先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行。”

1955年4月26日,陈道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陈宗宽毕业于燕京大学,后来在天津医科大学执教。由于解放前在天津美国救济总署当翻译,浩劫来时,陈宗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,进牛棚,下干校,极其焦虑和痛苦。
按陈道明的家庭成分,“上山下乡”是没跑了。为了避免“上山下乡”,毕业前填志愿,他抱着幻想填了邮局和化工厂。在离毕业还有半年时,一天,陈道明在操场打球,突然有同学说传达室有他的信。陈道明心说,谁能给我写信啊。打完球跑去一看,一个粉红色信封,里面居然是天津人艺寄来的录取通知。这是陈道明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,看完通知书整个人都懵了。
陈道明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,父亲陈宗宽感到非常不以为然,在老辈人心中,这算不得体面的职业,只好无奈地说:“唉,还能干嘛呀,既然都录取了,你就去吧。”

    彼时的陈道明,骨子里就不爱表演,被命运推到天津人艺话剧团之后,陈道明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。学着学着,倒也觉得还不错。然而等到有机会上台了,却一跑就是整整7年的龙套,上一场演匪兵,下一场演特务,再下一场又演八路和群众。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,陈道明心里也有了些情绪。“怎么老是让我演这些啊!”有一次又让他演一个匪兵,最后一幕,要从左边慕条跑到右边慕条,一边跑一边喊:“冲啊!”因为只有半边脸对着观众,上台前,陈道明化妆就化了半边脸。一落幕,领导就狂批陈道明一顿。回去后,陈道明深刻地反省,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心浮气躁。
    当他开始接到一个个配角时,他渐渐懂得了,一个人从事一份工作,一定要耐得住寂寞,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主角,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光鲜亮丽,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平淡的,但即便如此,只要用心去做事,谁也不能否定他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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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回忆在天津人艺的日子,陈道明说:“当时我太一般了,一般到我都想要改行了。”就在这时候,他遇到了杜宪。彼时,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的杜宪,在学校里是人尽皆知的大美女,不但个人能力突出,家境还好,父亲杜庆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,科学生涯获奖无数,地位极高。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,得知女儿爱上一个不出名的演员,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。毕业后,杜宪成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,两人之间的“差距”似乎更大了。可自始至终,杜宪都没有动摇。
     陈道明一无名气、二无社会地位,那些追求杜宪的男人都很纳闷儿:“她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小演员呢?”陈道明也说:“我太太能看上我,只能说她太伟大,完全没有功利心。”那时的陈道明与杜宪身处两地,为了让这段爱情开花结果,1978年,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,这一考,命运就出现了转机。
     在中戏进修了4年后,陈道明演技有了质的飞跃。1984年,《末代皇帝》剧组找到他,希望他出演爱新觉罗·溥仪。《末代皇帝》一拍就是整整4年。那4年里,陈道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,酬劳上,每个月惦着夜宵补助费,因为那比片酬还多。这4年的心血没有白费,电视剧一经播出,收视率气贯长虹,陈道明也成了众人皆知的演员。没多久,当他出门走在大街上,有人远远地冲他喊叫:“嘿!皇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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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1990年,导演黄蜀芹拍《围城》,想来想去,觉得陈道明身上那股书卷气,最适合演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。于是她找到陈道明:“这角色非你不可。”之前,陈道明早就看了三四遍《围城》,也知道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作品,连连摆手:“演不了、演不了,我现在的演技还不够支撑这样一部戏。”
    可黄蜀芹觉得非陈道明不能演,直接放话:“那我就等你,你什么时候演我们戏什么时候拍。”即便是不小心摔折了腿,坐着轮椅,黄蜀芹还追到北京去说服陈道明。事实证明,黄蜀芹没有看走眼,像方鸿渐这样不中不洋的人物,身上泛着喜剧式酸腐气息的文人,只有陈道明这的气质和演技能驾驭。
    为了演好方鸿渐,陈道明反复琢磨人物,大夏天还穿着长褂在家里踱步、念白。一天下午,杜宪从外面回来,推门一看,陈道明穿着长衫,正在找人物感觉,杜宪说:“你傻呀,中暑了怎么办!”陈道明低头一看才发现,长衫前胸后背早已湿透了。
     身为天津人,他练出尖声尖气的“上海普通话”,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,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栩栩如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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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《围城》热播之后,陈道明更红了,连钱老本人都写信告诉他:“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方鸿渐。”
三十出头的陈道明,成了全国名气最大的演员。在外界的追捧和赞誉之下,他有点儿轻飘飘的,觉得自己牛了:“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,到什么程度?不自重、自不量力、自以为是。无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,这就是狂。”圈子里的赞扬蒙蔽了他的眼睛,失去了一个人对虚荣、浮华的抵抗力,也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自重、自省。
     因为《围城》,陈道明与钱钟书结识。幸好在那时,他去拜访了钱老,一进屋,发现老人家深居简出,家里没有电视,没有收音机,满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书,唯一出声的,是煎药的药锅。一到时间,药锅就“噗噗”地响。到钱老家跟先生谈了三次话之后,陈道明在那种书香的氛围中,突然发觉自己贫乏、可怜乃至丑陋。

     父亲是个老派知识分子,一身傲骨,回家的路上,他想到父亲的教诲,回想这段时间过的生活,觉得自己成了个莫名其妙的人。“在文化的面前,学问面前,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连屁都不是!”
     不久之后,父亲去世了,更加让陈道明怀疑眼前的生活,怀疑自己到底身处怎样一个圈子。有段时间,他整个人都“晃范儿”了,不知道该干什么,一演戏就难受,差不多五、六年都是这样的状态。
     回到家,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,想来想去,又不可能离开这个行业:“都快40岁了,肩不能扛手不能提,我还能去做别的什么吗?”
      在杨澜的一次采访中,陈道明说:“我拍《末代皇帝》时,电视在全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物呢,一个电视剧,烂得不能再烂的,也能把一个人全国共晓之。所以说,当时我得到的名气,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。”
陈道明开始清醒地认识到,自己的成功带着某种运气成分,如果再这样心浮气躁下去,会彻底成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。
     1993到1999年,最火的时候,他却基本上处于了半隐退状态,开始大量地读书、写字。他给自己定下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:一个满腹经纶、却不炫耀的平凡人。
     慢慢地,陈道明的心平顺了,一种柔和的东西进入了他的生活,即便是没有人再来找他拍戏,他也丝毫不觉得害怕、着急、郁闷。按照圈子里普遍的看法,那几年,他突然就沉寂了,很多人一度以为他要走下坡路了。实际上,陈道明找到了自处的方式。他狠狠撇弃了前几年的浮躁,让自己沉浸在书香和艺术中。看得越多,学得越多,懂得越多,他越发认识到快乐与否与外界无关,有一个洁净、从容、真我的精神世界,才能让一个人活得百毒不侵,不为世间的诱惑和毁誉而动摇。
     每个人这一生,都有两次诞生,一次是肉体出生,一次,是灵魂的觉醒。那时的陈道明,迎来了第二次生命:他发觉自己可以放下名利的欲望,也不用去迎合任何人说假话、套话,只要在职业上用功、用心、无愧,就能够到达内心的平和与自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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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“经过这段时间的检验之后,我知道,即便将来我什么也不是了,我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快乐。”
    拍摄《归来》前所画手稿,陈道明经常为饰演的人物画像。拍戏时的陈道明,专注到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每一个角色,他会花很多时间研究,为了演好康熙,他翻烂了《清史稿》。《建国大业》里阎锡文只有一分钟的镜头,他却为此看完了人物的所有背景。演戏期间,为了让人物附体,他经常穿着戏袍就不脱了,甚至离开片场,还处在人物情绪里。由于对人物和剧情了解深入,他能给导演呈现七八种不一样的表演。
     演《黑洞》时,他饰演企业家聂明宇,此人暗地里是一个黑社会老大,本质上是个变态的社会畸形儿。为了让人物更有历史的纵深感,陈道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口罩道具,每次出门行凶,都会戴口罩。为什么?因为口罩是六七十年代必备物品,一个简单的口罩,就暗示了人物的过去。而为了深化聂明宇内心的罪恶,他又要求剧组给他搭建一间密室,在密室里演奏富有年代感的手风琴曲,不但呈现出这个人物过去的痕迹,还将角色内心的阴暗给具化了。
     在他看来,身为演员,要有素养,要用心理解每个角色、每个作品,才能呈现出最精彩的表演方式。演戏用功、刻苦,这是他坚守的准则。怎么才能做到一个行业里的一流呢?无非是甘于寂寞,精心打磨自己,不抱怨、不浮躁地把每个细节做到极致。只有那些孤独地把事做到极致的人,最后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神。
      陈道明弹得一手好钢琴,在家里看书看得倦了,就坐下来弹上两三个小时。除了弹琴,他还会萨克斯、手风琴,甚至亲手组装过乐器。忙着演戏的间歇之中,他习惯用音乐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年纪再大了一点之后,又迷上了画画、书法和下棋,他爱看杂文,爱读洗练的文字,一套《鲁迅全集》早就被他翻烂了。
     陈道明有一个大房间,专门用来放糖人、面人、木工。糖人、面人是女儿幼时的最爱,他经常做一两个,给女儿当礼物。时间充足,甚至给她裁一身衣裳。女儿出国的时候,他告诉女儿:“第一,我希望你健康,第二,我希望你快乐,第三,尽量好好学习。”在他看来,人这一生非常短暂,健康、快乐比什么都来的重要。对于物质追求,他要求女儿适可而止。有一年,女儿打电话说想要个LV的包,陈道明非常直接地说:“你到底想要包,还是想要包上那个名牌标签?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包,爸爸可以亲手给你做一个。”
许许多多混迹在名利圈的人,都想趁着年轻、名气尚在捞钱,陈道明却更愿让自己活出人味儿。凭他的身价,本可盆满钵满,他却说:“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?我又不买飞机大炮、航空母舰,人活着是靠内心世界去支撑的,而不是靠穷奢极欲去获取快乐。”
     如此不爱应酬的一个演员,难免让圈内人觉得过于清高。冯小刚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陈道明是个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。”
       他不喜欢迎合这个圈子的生存方式,也不想靠谄媚在这个圈子里讨好谁。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清高与孤傲,其实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与自律。无论是做人、做艺,都有一把心尺。在这个欲望泛滥、诱惑横行的时代,许多人活着,见这个也抓,那个也要,结果越活越沮丧,越活越迷失,就是因为心中少了一个清醒的坐标,少了一把这样衡量事物的尺子。有了这样的尺子,人才会懂得取舍,有了取舍,人才能活得更通透。
《归来》做宣传的时候,主持人问:您和巩俐老师飙戏,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?
陈道明:现在文学语言,都被娱乐节目用到极致了,都用的极为刺激。我俩没有飙,就是我们俩合作。你给我解释一下飙是什么意思?
      接着,一个记者站起来问:有在张慧雯身上看到巩俐的影子吗?
     陈道明:我看不到任何演员,是另外一个演员的影子,就是一个演员,不能复制,一代一代的女演员怎么能复制呢?
    两句话把记者搞得当场无语。谈及现在影视剧的炒作风,陈道明毫不避讳地斥责:“开拍前不问剧本内容、不要情怀内涵,想方设法找话题、炒绯闻,演员不会演戏没事儿、剧本再烂无妨,只要有绯闻,肯定有收视,这样的道德品位怎么提升文化口味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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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对于铺天盖地的抗日神剧,他也曾在记者会上表态:无论是终端掌握者、编剧,还是演员,每个人都该有文化自觉,只有这样,就不再有血腥暴力,更没有‘裤裆里掏手榴弹’、‘弹弓打飞机’的荒诞戏码。”
一些演员自称“压力大,借毒减压。”对此,陈道明发问:“谁没压力?你有老百姓压力大吗?你比老百姓挣得多、社会关注度高,非说有压力,也是想出名、想风光的压力。用压力解释吸毒,纯属借口,这就是没教养的表现!”
     他觉得现在一切都在向钱看齐,大家都急急忙忙要抓一大把现金。“拍《一个和八个》的时候,为了晒黑皮肤,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,光晒太阳晒一个月,一个小电影,拍四五个月的时间。那个时候叫拍电影,现在叫抢钱,完全是两个时代。所以现在出了一大堆破烂!”
    为此,他常常感怀过去的精耕细作,觉得那时在技术上虽然还很粗糙,但是实实在在是想创作好的作品:“过去还有一点风骨、一点孤傲,还有一点竹节精神,现在呢,全部都被钱同化了!”
    陈道明不止一次说过:“我无奈于这个世界,我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,哪怕很小的一个世界。我只能很努力地去做到,尽量不被世界的事物所左右。”他知道,自己的一次次表态,并不会立马改善这个时代的风气,追逐利益的人群永远会挥舞手臂。但在浪潮之下,他选择独立的人格,不低俗,不折腰,不做文化之恶。他说:“我始终认为,人这一生,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,只要不做坏事,就可让天下太平。”
      
     从浮躁时初尝名利的狂傲,到三访钱老后深刻的自省。多年来,陈道明践行着当初的目标,不遗余力地去做一个有内涵的凡人。其实,他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,也是每个人都会走过的一段路程,人生在世,总会受到这般那般的诱惑,金钱、美色、名誉,总有一个打动你,不幸的话,就会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。唯一的出口,就是像陈道明那样,去杂欲,减行装,正心音,守底线。因为要想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活得快乐,首先要明白如何去安放自己喧闹的心,只有心安定了,灵魂才不会流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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